文章简介：我们的废旧电池哪里去了
电池的回收与开饭馆的关系
作为世界电池第一生产大国为何会面临如此的尴尬？在中国生活了近２０年的德国人科斯玛用了一个饭馆与厕所的比喻。
科斯玛说，电池的生产与回收处理，就跟饭馆与厕所的关系那么简单。开饭馆必须有厕所，做电池也必须先想好处理的办法才能考虑生产的问题，因为电池是易耗品，会产生大量的垃圾，这是显而易见的。只考虑生产而不考虑处理，就如同开饭馆不搞厕所一样的不可思议。科斯玛认为，电池工业发展的正常程序应该是，政府先制定好回收处理的规则，然后再放开生产。
科斯玛第一次踏足中国是１９７９年，她说当时第一印象是没想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可以这么干净，虽然人们的卫生习惯不怎么好，随地乱吐乱扔，但不会有特别脏的感觉，因为地上的垃圾顶多是些果皮、煤渣，没有塑料袋，没有口香糖，水是清澈的。
她回忆说，那时外国人在中国买电池是件麻烦事，因为得凭旧电池，买一个还一个，他们没有，经常要花很多的口舌才能买到几个。她已经不记得中国的旧电池是什么时候开始失宠的了。
开始是商店不再坚持凭旧购新，后来，收破烂的也不要了。科斯玛知道不能扔进垃圾桶，就放着，到底积了多少她自己也不很清楚，她说，要是中国真是不能处理，她就带回德国。她已经有朋友这样做了。
广东省物资回收公司的一位被访者说，自从市场开放以后，公司不但不收电池，收购的品种也减少了很多，比如牙膏管、烂布都不收了，公司只收能赚钱的废品。
他说，７０年代由于资源很少，所以各种资源的再利用率很高。收回来的电池送到哪里去，分离出来的各种金属该如何分配，旧电池的收购价、调拨价、销售价是多少，省计委都计划好了。
科斯玛认为，在废旧电池处理的问题上，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中国电池工业高速发展之前，西方国家已经有很多很好的经验，西方发达国家很久以前就遇到过中国今天的问题，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中国没有理由再犯别人已经犯过的错误。
“解决办法”种种
回收难；老百姓环保意识太差；投资太大；如果没有足够的电池供应难以实现经济效益，没有企业愿做赔本生意；环保部门要求太高……这是记者采访过程中收集到的、对中国废旧电池回收处理系统难以建立的种种解释。然而，收集得更多的是人们为解决上面的难题而想出来的臭皮匠式的解决办法。
广州环卫局那位负责人说，回收其实并不是最大的难题，只要政府肯下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可以引入经济杠杆，可以重新恢复凭旧购新的办法，对把旧电池拿回商店的顾客，给他们打个折扣，既促了销，也实现了回收，一箭双雕。
科斯玛说，在德国，每一个电池收购点都有一个收集旧电池的箱子，人们很自觉地就会把电池送回去。她认为中国应该开设环保税，谁污染谁负责的意义并不是指谁生产谁回收，而是让企业向国家交税，由国家把该费用用于回收及投向处理企业。
摩托罗拉的环保官员说，作为电池生产商，他们并不反对向国家缴纳环保税，但，必须等到这个国家有了相关法律，钱才能交。
于鸿波有一个办法，把环保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提高电池价格，高出部分可作为处理资金，但他认为这种办法的难度在于商场是否愿意把这笔钱交出来，若是交出来了，又如何能保证它能真正被用于废旧电池的处理，而不会在“运输”的途中变成了汽车、办公室装修费或者员工补贴。
一位到欧洲采访过环保问题的电视记者想到了一个“公共厕所”的办法，即由各电池生产厂家合作投资一间处理厂，由该厂统一解决垃圾的问题。她说，在欧洲，商品的外包装就是用这种方式处理的，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机制。
华南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博士韦朝海为废旧电池处理的经济效益算了一笔账：每天处理１０万节电池，除去各费用之后，可盈利１?９至２? １万元，以７０亿节电池５０％的回收率计算，一年的利润为６?６亿元。
在这些想法还只能是想法的同时，今年５月，中国电子工业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董云庭预测，到２００５年，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将达到３亿。是１９９９年的７倍。
而１９９９年，中国１２亿人消耗电池的总量是７０亿节。２００５年呢？
责任编辑：JJSKT
